2016年8月，我在美国休假，刘蔷在电话中告诉我，她的《天禄琳琅知见书录》即将定稿，八年的辛苦劳作，终于要见曙光了。此说令我为她高兴。9月中旬，当我回到中山大学，即在办公室见到了一厚本的《天禄琳琅知见书录》，抽暇翻阅之后，就感觉到这不是一本泛泛之作，而是含金量颇高的学术著作。
天禄又称“天鹿”，也称“挑拨”、“符拨”，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后多雕刻成形以避邪，谓能祓除不祥，永绥百禄。琳琅者，美玉也，是玉石中最精品、最上乘的一种。“天禄琳琅”，是清朝乾隆帝的藏书精华，也是仍存于世的清代皇室藏书。清乾隆九年(1744)开始在乾清宫昭仁殿列架藏置宋元等善本书，题室名为“天禄琳琅”，意谓内府藏书琳琅满目。乾隆四十年(1775)，大臣于敏中、王际华、彭元瑞等十人受命整理入藏昭仁殿的善本书籍，“详其年代刊印、流传藏弆、鉴赏采择之由”，编成《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书目共十卷，按宋、金、影宋、元、明本时间先后为序，版本时代相同，再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序，计有宋版7l部，金版1部，影宋抄本20部，元版86部，明版251部，总共著录善本书429部。
嘉庆二年(1797)，昭仁殿所藏典籍因祝融而全部焚燬，当时已是太上皇的乾隆帝诏令重建昭仁殿并搜集藏书，彭元瑞受命仿前编体例，编成《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收录宋、辽、金、元、明五朝善本664部，“凡皆宛委琅函，嫏嬛宝简，前人评跋，名家印记，确有可证，绝无翻雕贋刻，为坊肆书贾及好事家所伪托者”。“徧理珠囊，详验楮墨，旁稽互证，各有源流，而其规模析而弥精，恢而愈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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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编的《天禄琳琅书目》，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书目，它实为清代宫中所藏善本书志，它和《四库全书总目》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是典型的注重版本著录的“书目”。王先谦跋《天禄琳琅书目》云：“复命辑《后编》二十卷，书都一千六十三部，自宋迄明，五朝旧籍咸备，旁罗远绍，既大极无外，而于刊印流传之时地，鉴赏采择之源流，并收藏家生平事略，图记真伪，研讨弗遗，尤细破无内。于版本严择广收，而明代影宋钞本并从甄录。”
实际上，“天禄琳琅”早已成为清代皇室典藏珍籍之代称，毕竟是贵重图书，其所藏每一册书都钤有多枚乾隆御玺，可视作皇家藏书之象徵。可以想象的是宫廷大内之门禁森严，也不是什么臣工们都可直达之处。然而清末民初的战乱和改朝换代导致清宫藏书不断外流，至1925年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故宫物品时，原本664部的“天禄琳琅”后编藏书只剩下311部，留在宫内的这批书几经辗转，如今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其馀353部中有176部见于记载，是被溥仪通过赏赐溥杰的方式流出皇宫。流失宫外的藏书，如今散藏在海内外六十个公私藏家，以国家图书馆和辽宁省图书馆所藏为最多，民间也有不少收藏。
“天禄琳琅”是内廷专藏，它的藏书历来只有《天禄琳琅书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可以了解，但“天禄琳琅”是个不容易做的冷题目，所以鲜有以此皇室专藏为题作研究者，井底之蛙如我，也仅知台湾有《清代天禄琳琅藏书印记研究》一书出版。然而，刘蔷却选择了这个难题，四年前，她完成了《天禄琳琅研究》的写作，而今又以数年之力，再接再厉，将力作《天禄琳琅知见书录》杀青，为“天禄琳琅”藏书作了一次全面的总结。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句话用在版本目录学的研究上，不仅在于对各种版本的介绍、版刻源流的考察，更在于揭示其内涵。《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最为人所诟病之处，即其所著录之书在版本鉴别上多有讹误。而在图书馆工作的专家，责任之一即尽可能地揭示一书之版本，在编目过程中，最难认定的便是版本项。而此书详尽介绍每书之卷端书名、题署、序跋、板框高宽、行款版式、刻工、牌记、讳字。
至于原本装帧之信息，则录其书衣、书签、函套等，以见清室书籍装帧之特殊风格。我特别在意及欣赏的就是此书中版本考证的部分，正如刘蔷在“凡例”中所云：“版本考证。节录序跋中涉及书籍编纂、刊刻之文字，并目录、书志及相关研究资料，每书约叙数行，略呈版刻崖略。对照《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之记载，正其错讹，补其无考，辩其真伪。特别揭示版本作伪痕蹟，辨析阐明《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致误原因。”
我以为除了瞭解现今的“天禄琳琅”原书存于何处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鉴定书之版本真伪。以《天禄琳琅知见书录》正编宋本之第二种《御题尚书详解》十三卷为例，此书实为清康熙通志堂刻本。《天禄琳琅知见书录》此篇计2200字，除揭示基本概况外，又著重叙述了为什么乾隆帝会将康熙时所刻之《通志堂经解》本误认为是宋版并为之题诗于上之原因。
再如《史记》一百三十卷， 明嘉靖四至六年(1525-1527) 王延喆刻本，此书在流传过程中，书估多有作伪，“天禄琳琅”所藏4部，皆以明充宋，手法拙劣，而刘蔷目验比勘，判定真伪，发人深思，读者若细细品味，当可增益，津以为此可作版本鉴定教材之例也。由此可见，辨伪之功夫大为不易，这也远非一般版本学家所能为，因为这是版本学及文献学研究的实践和深入。
如果说去写“天禄琳琅”是目标，是毅力的表现，那版本鉴定之真伪则是刘蔷业务能力和鉴定实力的展示，两者不能缺一。顾师廷龙先生曾私下对我说过几次，有些人虽然也称为版本鉴定专家，可是真要他去作实践，却是两眼墨黑。
为“天禄琳琅”写书录者，刘蔷是第一人。我相信，刘蔷的责任是在进一步揭示原书的真实面目，故《天禄琳琅知见书录》提供给研究者之信息量颇大，以其每书存藏及版本审定来说，存者则有著录甄别、鉴定后之版本，又全本录其册函数，残本则注明存缺卷及册数。现存之馆藏地点及书号信息，藏于私人者，则注明藏家姓氏或堂号。即使见于各种拍卖之图录，也会记录首次拍卖信息，以期留下蛛丝马迹。
刘蔷将她的大作书名定作《天禄琳琅知见书录》，盖知见者，有见识、见解意，也有看见、知道意。然此亦佛教用语，知为意识，见为眼识，意谓识别事理、判断疑难。宋秦观《法云寺长老疏文》云：“无前后来去之际，有解脱知见之因。”清龚自珍《重辑〈六妙门〉序》又云：“不停心，则虽有无上知见，为烦恼风动摇慧灯，若存若灭……制心一处，何事不办，如开佛知见矣。”这样的知见录实际上也属于书录、书志、提要的范畴之中。在此之前，知见录一类的参考用书很难有此境界及如此之水准。
至于前些年出版的《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日藏汉籍善本书录》都是知见录一类的参考用书，不过要写好，却是不易，盖因知见录有很大的局限性。即如前者庞杂无序，而后者所收之书虽有小部分目验，但有相当数量为抄录日本各种书目之著录，以及转抄日本学人记述，编著者本身没有去作版本上的任何判断，故难免出错。所以同样是知见录，刘蔷《天禄琳琅知见书录》是实事求是的著录，它的重要就在于对版本实情的揭示较之原来的书目文字更为得宜，若将《天禄琳琅知见书录》著录的准确和详细与上述二书相较，更显得高下悬殊，天差地远了，相去又岂能以道里计！
《天禄琳琅知见书录》的写作实在不易，则在于刘蔷的深层发掘，难就难在她目标既定，方向明确，即不遗馀力地去国内各地寻访，这需要调阅众多公藏单位及私人藏家所存“天禄琳琅”原书，而且还要申请、寻找经费上的支持，去台北地区及海外图书馆访书，这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也因此，台北、日本以及欧美东亚馆、国内各馆都留有她的访书芳踪。
“天禄琳琅”的研究虽然是个案，但我以为刘蔷在研究这个课题中，不仅是费时费力，且写作之难度，较之于清代馆臣学士作《天禄琳琅书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更为艰难。相继完成的《天禄琳琅研究》、《天禄琳琅知见书录》两部姊妹篇，真正是别具一格，独闢蹊径，戞戞独造，自出机杼，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她既继承了清代乾隆、嘉庆时大学士们的先期成果，也开启了以后学者作进一步研究的锁钥。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刘蔷是在1998年的冬天。那次我从波士顿飞去北京办事，事毕见了几位朋友，最后见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宋平生兄，其间，他说您要不要见见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刘蔷。那时的刘蔷虽然还是一个小姑娘，但她发表在刊物上的大作，却引起了我的注意。记得她是骑自行车赶来的，脸冻得通红通红，但那次谈了什么，则记不起来了。这之后，她给我来过几封信，逢年过节还寄来了贺卡。
刘蔷，曾是“哈佛燕京”的访问学者，自从2006年8月1日开始参与写作《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清代部分），直至2007年7月止，她完成了二百多种善本书、三十万字书志的写作。工作充实，效率很高，所以她自我感觉很好，有一种成就感。因为如果在北京清华，那她必定是有各种“干扰”，也必定是无法完成这样质量和数量的文字。刘蔷自己也如是说。记得她在“哈佛燕京”时，曾跟我讨论过她想写的博士论文题目，说或者写叶德辉，或者写“天禄琳琅”。
在“哈佛燕京”写善本书志，一天基本一篇，一千字至二千字不等。按照“哈佛书志模式”，版本项的认定及依据、作者的简历、各卷的内容、为何而写，乃至于书的特点及钤印、各馆的收藏情况等等，能写清楚的要尽量写入。因为我们都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善本书志不能还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面孔”，总应该在前人的肩膀上更上层楼吧。
一年后，刘蔷返回国内，她给我的信中说：在哈佛的这一年，真是有很多所谓的进步，回到清华后，节奏慢了下来，觉得有一种失落感。她每天写一千多字的书志，一个星期五个工作日，再去掉美国国庆日、感恩节、圣诞假期等，天天写，两百二十多天下来，写了30万字。30万字对于在国内图书馆工作的人来说，诸事丛脞，做到不易。
如今我初读这本《天禄琳琅知见书录》，觉得似乎又看到了当年刘蔷参与写作《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时的模样，她那瘦高健靓的身影，时常穿梭在书库里查书，或是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不停地敲着键盘，也难怪她每天都觉得充实，时有成就感。因为她有时运用别人想不到的材料，写出了质量不一般的书志。看到逐渐加厚的书稿，也会想到不久的将来，那一个个的字符，一个个的标点，就会变成一页页、厚厚的正规出版物。
我们提倡在图书馆工作涉及版本目录学、文献学领域的专业工作人员需要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研究，这个领域尤其需要基础扎实、有研究实力的专家。可惜的是这方面的人才不是太多，出类拔萃者更为难得，至于女性则更是凤毛麟角，最杰出者当推前辈冀淑英先生。刘蔷长期在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工作，是这个领域中的佼佼者，我也期待于刘蔷更上层楼，在古籍整理研究领域中做出更大成绩。我愿意为她点个赞。
刘蔷是有“眼福”之人，她应该是百多年来，与“天禄琳琅”藏书最为有缘，也是见到“天禄琳琅”藏书最多的人，这是当仁不让的。我对于“天禄琳琅”之书，历年所见大约也只在十数部之谱，所以并没有什么研究心得，但是我很感谢刘蔷对我的信任，嘱我为她的大作写序，故东拉西扯地写上几句，聊以塞责，不知刘蔷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