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198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南京传》，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刻骨铭心》等，散文集《陈旧人物》《陈年旧事》《杂花生树》等。新近出版《仪凤之门》引发关注。

《南京传》。

6年前，作家叶兆言搬到南京下关的长江边居住。他家住35楼，从阳台上望出去，浩瀚长江突然拐了一个弯，由西转向南，浩浩荡荡而下。按照自己的作息，他每日天不亮就起床写作，写字台正对着窗户，随着天光转换，晨雾中的长江渐渐清晰起来，江边行人来来回回。有段时间，江上突然飞来上百只鸟，有白鹭，也有鸬鹚，成群结队捉鱼吃。他还专门买来一台观鸟望远镜架在窗台上，幸运的话能看到江豚。

(资料图)

从叶兆言家阳台看长江。(本刊记者 陈娟 / 摄)

“时间久了，难免会有一种沧桑感。从早写到晚，有时月圆，有时月缺，江流有声。日复一日，在重复的场景里会产生孔子那样的想法，‘逝者如斯夫’，历史像江水一样瞬息而过，又似曾相识。”叶兆言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正值夜幕降临，外面下着细雨，隔窗望去，天幕是蓝色的，江面氤氲，隔江灯火通明。

距离这里不到3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古老的城门仪凤门，是南京城北部通往长江岸边的咽喉要道。“作为南京明城墙十三座城门之一，它见证了南京城乃至一个民族在攻和守、开拓和封闭、凋敝和繁荣之间的沧桑变幻。”叶兆言说。正是在江边居住的日子，他完成了最新长篇小说《仪凤之门》，故事的背景就是仪凤门，并以此为中心，讲了一个南京走入现代的故事。

一个黄包车夫的成长史

“我想写一个过去历史中的现代化故事，这是我最初的动机。”叶兆言说。

未动笔前，他将故事发生地设定在上海，计划讲一个黑帮老大的故事。搬到下关后，日日面对长江，又因写《南京传》对仪凤门有了了解，就改了主意，“每部小说都应有个‘药引子’，仪凤门正是南京现代化转型的‘药引子’”。

仪凤门，南京的北大门，始建于明朝洪武初年，取有凤来仪之意。自古以来，官员北上、军队出征，都要走这个城门。它历经沧桑，或被封，或据以守城，或炸毁，或复建，见证朝代更迭、历史兴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修好此前被太平军炸毁的仪凤门，并在门下铺设了南京第一条近代马路，为下关开埠做准备……《仪凤之门》的故事就开始于仪凤门修复完工的12年后，也就是1907年。

叶兆言的著作《仪凤之门》。

“这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当时不只是革命党人要推翻清朝，所有人都在想世界要变了。”叶兆言说。这一年，清政府已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10月，历史上中国第一条城市铁路——“宁省铁路”开始动工，1909年1月通车。从此，自上海坐火车抵达南京，可以在下关转乘小火车，呼啸着进入市区。再后来，1910年，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办，这是中国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目的是“开风气而劝工商”。

1910年的南京仪凤门。

南洋劝业会规模恢宏，盛况空前，历时半年多，共有中外30多万人参观，时人称之为“我中国五千年未有之盛举”。叶兆言的祖父叶圣陶，以及茅盾、鲁迅都去过。“鲁迅是带了自己的一批学生去，想让他们到那里接受现代化教育;我祖父在念中学，当时老师觉得要让孩子拓展眼光。”

正是在这样一个新旧之交的节点上，主人公杨逵登上舞台。他和兄弟冯一雄、水根，拉着黄包车，到下关码头去寻生意，自此展开一段传奇人生。杨逵先是稀里糊涂地加入反抗清廷的革命党，又稳稳抓住了下关开埠繁荣的契机，一跃成为商界名流。传奇结束于1927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大业势如破竹，杨逵的妻子却不幸殒命于英美军舰的炮火，他的商业帝国也轰然倾覆，人生归于平淡。

“透过杨逵的故事，我想说的是时代和人的关系。时代很重要，没有时代就没有杨逵;英雄本身也很重要，英雄的创造也会影响时代。”叶兆言说。

比如，1922年，时任江苏省长韩国钧准备在仪凤门旁新增一座城门，密切城外城内联系，杨逵闻风而动，大量购置土地，成立“房地产公司”，自己扩张商业版图的同时，也促进了下关一带的繁荣;杨逵参与兴建的这座城门，原名海陵门，后改为挹江门。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胜利后，正是从挹江门进入南京市区。

关于南京的书写，叶兆言早已轻车熟路。无论小说，还是散文，他一直游荡在这个城市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有时写市井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有时写大历史的巨变沧桑。这些故事里，以民国时期的故事最为知名，比如他的“秦淮三部曲”：《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很久以来》《刻骨铭心》。也因此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叶兆言擅长写南京的故事和民国时期的故事。“其实，我也有很多讲述现代人生活的作品。”他说，他最关注的不是城市本身，而是故事中的人。

在《仪凤之门》中，他摸索着历史与现实的边界，书写着形形色色人物的命运。除主角外，光复会、年轻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外交官、军阀、帮会团伙、洋行经理……各色人等一一登场，以各自的方式卷入动荡的时代中。乱世之中，有人乘着时代飓风扶摇直上成了新贵，有人跌入泥潭仰人鼻息。命运变幻，只有南京城依旧巍然屹立。而借着小说中的故事，他也表达出自己对城墙的一种看法：它把城市围了起来。围在里面看似安全，真遭遇了乱世，恰恰是让你无处可逃。

先锋的姿态要一直在

如今的仪凤门，早已焕然一新。漫步城头，时见老人在上面吹笛、练琴，也有年轻人举起手机，俯拍今日下关盛景。虽然家离得不远，叶兆言倒很少去，“我有足够的想象力”。

现在的仪凤门。

“好的作家绝对有极强的想象力。”叶兆言又重复了一遍。在他看来，想象的生活也是生活，虚构的生活也是生活。

想象和真实感的结合，是叶兆言写作时极为重视的部分。他的作品时常可见历史人物登场，无论《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战乱时的南京，还是《夜泊秦淮》中的乱世家族，细致到连街道店铺和房间摆设都像实景再现——他将“真实”作为吸引读者的手段，“小说是在一个特别好的风景里，建了一个亭子，让你坐在这里面看风景”。

叶兆言出身于文学世家。祖父是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父亲叶至诚也是作家，曾任文学期刊《雨花》主编。祖父曾留给父亲一个高大的书橱，把一面墙堵得严严实实，他很小的时候就与书为伴，中国的、外国的，通通都读。他至今还记得，中学时读雨果的《九三年》，一面流眼泪，一面抄写，“现在做梦，还会梦到那个辉煌的最后场面，郭文高傲的头颅被按在断头台上，痛苦不堪的西穆尔登拔出手枪，用一粒子弹打穿了自己的心脏”。长大后，阅读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几乎随时随地都在读。

但无论是祖父还是父亲，都不曾有意识地培养他成为作家。“谈起文学的启蒙，我堂兄三午对我的影响要远大于父亲，更大于我祖父。”三午是一位诗人，和芒克、多多等是朋友，这些人后来都在诗坛名震一时。作家阿城曾写过一篇文章《昨天今天或今天昨天》，里面很诚挚地回忆了两位诗人：一位是郭路生(食指)，还有一位便是三午。

1974年初夏，叶兆言到北京照顾叶圣陶，为爷爷当了一年“秘书”。也是那一时期，他和三午常常“混”在一起。有一阵子，他整天缠着三午给他讲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三午很会讲故事，每每讲到关键时刻就突然停下，然后让他买烟，为此花了他不少零用钱。“但这种卖关子说故事的方法显然影响了我，告诉我应该如何去寻找故事，如何描述故事，如何引诱人，如何克制，如何让人上当。”

少年叶兆言和祖父叶圣陶。

在三午的影响下，他很早就知道并熟悉那批朦胧派诗人，读过、抄过他们的诗。“当年那些让我入迷的先锋诗歌，奇特的句式，惊世骇俗的字眼，都成为我文学的底牌，也是我最原始的文学准备，是未来的我能够得以萌芽和成长的养料。”叶兆言说，从最初接触文学开始，他的文学观就是反潮流的，“要持之以恒地和潮流对着干，要拼命地做到不一样，要‘不俗’。”

俗与不俗，后来成为叶兆言写作时的重要标准，一直到现在。

从北京回到南京后，叶兆言进入工厂做钳工。1978年，他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收到录取通知书，父亲没有一句祝贺，只是感叹了一声：“没办法，又要弄文了。”

在南京大学，叶兆言遇到了正在中文系任教的陈瘦竹。陈瘦竹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与创建人之一，与叶至诚相熟，对叶兆言也格外关照。有一次，他把叶兆言叫过去，说：“兆言，不管将来从事什么，都应该一个月写一篇小说，每个礼拜写篇散文，这是主要的。此外，每天两个小时外语，两个小时古文，也是必须的。”

当时的叶兆言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又不准备当作家，写那么多干什么”。但还是听了陈先生的话，开始坚持写日记、学外语、读古文，也写散文、小说，但都是练笔，依然没有作家梦——他认为写作是一种能力。直到研究生毕业，到出版社做了编辑，写的东西开始多了，他才慢慢地走上文学之路。

叶兆言真正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末。他的中篇小说《枣树的故事》和《夜泊秦淮》先后发表，引起文坛轰动。那个年代，正是文学最为风光的年代，小说家、诗人都是青年人追捧的偶像。同一时期，余华、苏童、格非等青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叶兆言和他们一起被冠上“先锋作家”的称号。

上世纪90年代的叶兆言。(肖全 /摄)

“先锋成名之日，就是先锋消亡之时。但先锋的姿态要一直在。”回望80年代，叶兆言有诸多感慨——毕竟那里有他这一代人最好的青春年华，但也并不留恋。

之后的每一次写作，叶兆言都试图与之前不同。他在《花影》《花煞》中写怀旧神话，在《古老话题》中讲犯罪故事，在《刻骨铭心》中讲述两个现代故事——一个与无性之痛有关，一个与失去语言之痛有关。到了《仪凤之门》，他则写一个草莽英雄成长奋斗的心灵史。

抱着一种拯救复活的心理去写作

和以前的写作没什么两样，叶兆言写《仪凤之门》，也有写不下去的时候，“总是莫名其妙地在跟自己较劲”。比如写杨逵与两个女人的情感纠葛：一个是传统的大家闺秀芷歆;一个是现代女性仪菊。后者是前者的姑姑。

“写杨逵与仪菊的‘不伦之恋’时，怎么也想不出两人如何走到一起。”叶兆言回忆，那几天自己很焦虑，直到有一天，茅塞顿开：怎么写都是俗，干脆不写了，留白!“我把空间留给读者，让读者变成‘作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完成故事。这也是现代阅读的一种高明之处。”

“我每次写作都小心翼翼。别看天天写，其实很悲观，常常会想：能有多少人看我的书呢?但还是努力去写，抱着一种拯救复活的心理去写作——也许这本写好了，读者被吸引了，会去看我以前的作品。”叶兆言说，坦率而真诚。

40多年下来，叶兆言已出版一百六七十本书，装满了整整一个书柜，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文坛最有恒心和耐力的马拉松选手”。他说自己近两年写得更“疯狂”，每天能写10多个小时，每日多则数千字，少则几百字，没什么可写时反而会焦虑烦躁，乃至痛苦不安。

“支撑您写作的动力是什么?”记者问。

“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乐趣，我喜欢写作，没有写作我的人生将会很糟糕;一个是信念——珍惜每一次与读者偶遇的机会。”叶兆言说。

写作这件事足以让他自娱自乐。闲余时间，他很少参加饭局，最大的爱好是游泳，每日午后游半个小时，“一个作家光有内在的生命力是不够的，诗歌流的是血，小说流的是汗，要有一个好身体，才可承受长期伏案写作的考验”。他不看电视剧，只看NBA比赛，会为喜欢的球队输球而愤慨。睡不着觉的时候，他也不闲着，背唐诗宋词，“现在我马上能把《赤壁赋》全文给你背出来”。

“所以我这个人，往好了说是个用功的人，往不好了说就是个特别无聊的人。”叶兆言说，自己生活中并不是一个有能耐的人，而写作正好可以“把缺点都藏住了”。、

2023年3月，叶兆言在南京家中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陈娟 / 摄)

去年10月，他受邀参加文学纪录片《我在岛屿读书》的拍摄，和苏童、余华、西川等作家、诗人一起，在海边读书，聊属于他们的年代以及文学。有一个镜头，余华和苏童妙语连珠地斗嘴，叶兆言在旁边笑着，偶尔回答几句提问。看到炭火，他想到清朝诗人徐宗干的《咏炭》，随口吟诵：“一味黑时犹有骨，十分红处便成灰。”因性情温和又知识渊博，他在年轻人中圈粉不少。节目结束后，更多人对他的作品产生好奇，但他依然担心，担心观众看到他，会认为“一个作家不好好写东西，跑去岛上搞什么名堂”。

“叶兆言内心的散淡令人钦佩，他的散淡，是生成骨、长成肉、是溶于血液的。”同居住在南京、相交多年的好友毕飞宇说。另一个好友苏童也评价过，叶兆言性格为人“绝对是儒家的”，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满腹经纶，优雅随和，身上散发出某种老派文人的气息。

有人曾说，文人叶兆言用文字占有了一座城。生于南京、长于南京的他，并不喜欢将自己和南京绑在一起，但也在写作中认清了现实。“就像福克纳说的，写作总是需要一块邮票大小的地方，要有自己的一块土地。就好像我坐在凳子上和你说话，这是哪张凳子不重要，但是总得有张凳子。我的这张‘凳子’就是南京。”

日复一日，叶兆言坐在那张“凳子”上，观察世情，回顾历史，书写成长、情爱、家庭、忠诚、背叛、伤痛……“其实，这些放在什么背景下都可以写，关键是如何去写，如何与当代人的生活建构一种精神关联。”

接下来，他将写一部1949年之后的“南京传”，想看看南京这棵“秣陵的小树苗”(秦朝时南京名为秣陵。公元229年，孙权定都南京，改秣陵为建业，南京从此崛起)，在新的时代旋律里，将生长出怎样的风景。